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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援平定交趾后所立铜柱今何在

  2016年农历4月24日,参加县文联和睦镇24届24炮活动。该活动沿于纪念伏波将军马援,故有此文,摘广西某地伏波庙大门对联:功高东汉;威震南交。正是伏波将军马援戎马一生的真实写照。脑海中不禁浮现出马援策马奔腾,率领千军万马顺江而下、舳舻千里、旌旗蔽空的恢宏场景。

  东汉时,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姐妹起兵反汉,汉光武帝刘秀派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平定了交趾,并在其地立铜柱,作为边界,马援将汉朝的版图又向南延伸了许多。他在新边界上立了两根铜柱,一来作为汉朝最南方的界标,二来夸耀自己的功勋。马援进身朝廷,没有人推举荐拔,全靠自己公忠为国。后来居于高位,也不结势树党。援与其他开国功臣不同,大半生都在“安边”战事中度过。马援为国尽忠,殒命疆场,实现了马革裹尸、不死床箦的志愿。他忠勤国事,马革裹尸,令人钦佩。

  小说《鹿鼎记》有一回的回目叫“都护玉门关不设,将军铜柱界重标”。这铜柱就是指马援平定交趾后所立的铜柱。二征虽死,当地的土著仍然怀念她们,很讨厌马援立的铜柱。但是因为有这种话刻柱上,故有忌讳,所以也不敢将其销毁。虽然不敢销毁,但每次有人路过都要捡一块石头投掷铜柱。天长日久,石块堆成一个小山,铜柱就被埋住了。

  铜柱的最早记载源来自哪里呢:历代文人的诗赋中常提到这一历史古迹。庾信《哀江南赋》云:“东门则鞭石成桥,南极则铸铜为柱。”宋之问《韶州诗》:“珠崖天外郡,铜柱海南标。”张籍《送南客》:“夜市连铜柱,巢居独象州。”等等,都是指此事。然而铜柱到底立在哪里,值得考察。

  查《中国地名大辞典》,有“铜柱滩”条,其位置在四川省涪陵县东,并引《太平寰宇记》云:“昔人于此维舟,见水底有铜柱,故名。相传马援欲铸铜柱于此。”这里所记令人生疑,马援征交趾立铜柱,为何却在四川境内?“镇南关”条云:“关外三十里有坡垒驿,为汉马援立铜柱处。”镇南关即今与越南交界处的友谊关。据此,铜柱当在越南境内谅山附近。《湘西土司纪略》第三章有《溪州铜柱记》一篇,记湖南溪州有铜柱,位置在今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古丈县附近。这是五代十国时楚国马希范平定溪州少数民族首领彭士愁的叛乱之后设盟时立的铜柱。见《新五代史。楚世家》。马希范自谓是汉马援的后代,于是有人认为马援立的铜柱在溪州。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十一引《岭表录》云,爱州军宁县境内有马援所立的铜柱。唐代韦公干任爱州刺史,欲将铜柱锥碎熔炼,卖与商人。当地居民认为铜柱是神物,不得毁坏,于是群起反对,并上诉于唐安南都护韩约。韩约致书与韦公干加以制止。考唐代爱州即今越南清化,军宁在清化稍北,铜柱的位置大抵在清化以北约北纬二十度处。《太平寰宇记》还详记了铜柱在日南郡以南的具体里程,云“日南郡又南行四百余里至林邑国,又南行两千余里有西屠夷国,援至其国立二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夷分境,以纪汉德之盛”。这里所述里程是不准确的。因汉日南郡治所在今越南广治,若按从日南郡南行两千余里计算、铜柱的位置恐怕要在越南的最南端金瓯半岛上了。马援立的铜柱到底在哪里?至今都是个秘。

  铜柱的位置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2铜柱还是5铜柱?都需进一步考察。直接记录东汉断代史的《后汉书》没有记载,不管是《光武本纪》、《马援传》或是《南蛮西南夷传》都没有任何记载,《通鉴》也没有相关记录。那么这事最早出现在那本书的记载上呢,语出《水经注》“马文渊建金标,为南极之界。金标者,铜柱也。”这一观点被唐初的史学家广泛采信,从《梁书》开始,到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对这一记载基本上是认可的。其真实性真实是值得存疑的,原因很明显,更接近于历史事实发生年代的《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都对马援立柱之事保持沉默,那我们凭什么采信后人的追述呢?

  《隋书》:刘方击林邑,过马援铜柱南八日至其国都,林邑王梵志寻弃城走入海。那么铜柱在林邑北。杜佑曰:林邑南水行二千余里,有西屠夷国,马援所树两铜柱表界处也。宋白曰:建武二十九年,马援铸二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夷国分... ...说的是铜柱立在汉朝“法定南端国境线”,也就是日南郡的南端的象林县境。但有人说象林县乃前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置,与后汉马援全无关涉。马援征交趾、九真,未尝至日南,何能植两铜柱于日南郡象林县南界?所以铜柱立在“交趾界”,当交趾郡和九真郡间。唐元和年间,安南都护马总新竖立铜柱两个。在越南脱离南汉独立之后,马援铜柱从史书记载中逐渐消失。

  《越史略》“十九年,侧益困,遂走,为援所杀。追击其余党至居风,降之,乃立铜柱为极界,分其地为封溪、望海二县。”当在今越南中部广平一带,但《越史略》却是越南陈朝成书,年代相当于南宋中后期至明初。据《太平寰宇记》的记载,铜柱居然应该在今越南最南端的金瓯半岛上。《方舆纪要》:“分茅岭……相传汉马援平交址,立铜柱其下,以表汉界,唐安南都护马总亦建二铜柱,巉着唐德,自明为伏波之裔。”

  更有一说“汉将马援立铜柱于钦州茅岭上,以表汉界”,这又跑到今天广西地界了,更加荒谬!铜柱铭文:铜柱折,交趾灭。南楚王马殷《复溪州铜柱记》:我烈祖昭灵王,汉建武十八年,平征侧于龙编,树铜柱于象浦。其铭日:“金人汗出,铁马蹄坚,子孙相连,九九百年。”是知吾祖宗之庆,胤绪绵远,则九九百年之运,昌于南夏者乎?如此看来,马援铜柱的铭文是“金人汗出,铁马蹄坚,子孙相连,九九百年”共十六字。

  《林邑记》:建武十九年,马援植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疆,铭之曰:铜柱折,交趾灭。《安南志略》:铜柱折,交趾灭。但是《越史略》却只记载立铜柱,没铭文。而且《林邑记》、《安南志略》均晚于《复溪州铜柱记》,看来“铜柱折,交趾灭”很可能是宋人杜撰的,清《横州志》:马援平交趾,立铜柱为汉之极界,其铭文“铜柱折,交趾灭”

  《新唐书。南诏传》记载,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唐玄宗命何履光带兵平定南诏境,取安宁城,复立马援铜柱,其位置在今云南省广南县东北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邻界处。后来也有人认为马援立的铜柱亦在此地。又据《新唐书·环王传》云,环王本为林邑国,“其南大浦有五铜柱,山形若绮盖,西重岩,东涯海,汉马援所置也”。环王之南还有西屠夷国,其地有一种马留人,相传马援征交趾时有愿意留下居住的10户人,到隋朝末年繁衍至300余人,皆姓马。《太平寰宇记》卷一七六引屈璆《道理记》亦云林邑大浦口有马援所立的五铜柱。唐时,安南部护府的最南边界在罗伏州之南,相当于今越南横山、班杜一线,即北纬18°处。《旧唐书·马总传》还记载说,“马总,唐元和年间为安南都护,“于汉所立铜柱之处,以铜一千五百斤特铸二柱,刻书唐德,以继伏波之迹”。马总立的铜柱和马援立的铜柱位置相同,如果它们都在环王国境内,那末其位置必在北纬18°以南地区。

  《明史·广西土司列传》记载,明初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思明州土官黄广成遣使人贡,言其辖地南有马援所立铜柱,元末动乱时,越南人兴兵北犯,越过铜柱向北推进200余里。洪武三十年,明太祖朱元璋派使者陈诚、吕让到安南,让他们遵守铜柱所标之边界,归还侵占中国思明州的领土,安南态度执顽,久议不决。考思明州,其治所在今广西宁明县境。铜柱的位置大概在今友谊关以东、宁明以南地区,或者即是坡垒驿。

  查《汉书·马援传》,马援“进击九真贼征侧余党部都羊等,自无功至居风,斩获五千余人,娇南悉平。”此处李贤注引《广州记》云:“援到交趾,立铜柱,为汉之极界。”而汉时最南极界在日南郡的最南边界,相当于今越南的绥和弓山一线还要往南一些,即北纬12°至13°之间地区。公元43年,马援平定了二征夫人的叛乱,追击其余党都羊至居封县。都羊投降,马援竖立了两个铜柱,以标示汉朝国界的最南端。相传马援害怕交趾人再次反叛并摧毁铜柱,在竖立铜柱的时候,对天祈祷:“铜柱折,交趾灭。”此后的交趾人害怕铜柱折断,便在其下填埋石块,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两座丘陵。

  1272年蒙越战争休战之际,元世祖曾派人到越南,寻找马援铜柱的位置;但陈圣宗派人答复称:铜柱岁久湮没,不知在何处,无法找回。此事最终不了了之。马援铜柱现已不存,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称其在象林县的南部,[而黎崱的《安南志略》则称在钦州古洞上,《大越史记全书》沿用了钦州古洞说。《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则称其在富安省境内。但阮朝高春育编纂的《大南舆志要编》中记载,富安省境内根本没有铜柱的遗迹,因此他认为马援竖立铜柱不是史实。而越南历史学家陶维英则认为位于今日乂安省的城山。晋书·四夷列传·南蛮林邑国本汉时象林县,则马援铸柱之处也,去南海三千之遥。据考证马援曾立铜柱于涪陵。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平定征氏叛乱,后世附会马援在交趾“立铜柱,为汉之极界”。铜柱成为马援军功的代表和东汉王朝南界的地标。但历来有关马援所立铜柱的地点争议不休,对其真实性亦存质疑。唐何履光、马总复立铜柱,五代楚马希范也于溪州立铜柱,明清官方、士人对马援铜柱推崇至极,其政治象征意义已超迈前代,马援铜柱已成为国家统一观念在西南边疆的体现。

  宋·蔡戡:“空惭马援标铜柱”。明·王稚登:“铜柱未曾标马援”。马援就算立有铜柱,其铜柱也是在象林县南,而不是在交趾,铜柱为汉与西屠国界桩,铜柱不在交趾境内,铜柱铭文当然不可能是“铜柱折,交趾灭”这六个字,而应该是“金人汗出,铁马蹄坚,子孙相连,九九百年”十六个字或者是其他。就算实物的马援铜柱今已不在,但精神的马援铜柱已经扎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灵魂里,那就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信念。

  丈夫有志穷益坚,马革裹尸千古传。对联有:“东西辅汉勋名著;前后登坛岭海遥”、“伏胜南蛮千秋忆;波平北海万代扬”。对联正在向我们诉说着两汉时期两段不可磨灭的英雄故事。各地的伏波庙是人民铭记伏波将军丰功伟绩而建。同时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马援崇拜其中心和主题存在着一定的变化规律,即最初国家和民众纪念伏波将军马援的目的,是敬重其平定二征反叛、维护国家边疆稳定秩序的爱国精神,这有利于加强民众的凝聚力,强化国家认同感,稳定地方社会秩序;之后随着边疆的稳定、水上贸易和交通的发展,伏波将军又增添了赐福和庇护江海航运安全的职能,这促使马援走下神台,从护边名将变成了庇护民众的神明。(姚老庚)



(责编:黄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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